张汝京出走中芯之谜：长期盲目扩张所致

　　最为典型的当属成都和武汉工厂。2007年成都8英寸生产线投产不久，存储芯片产品价格就开始崩盘。价格崩盘使得芯片售价低于成本价，工厂立即陷入亏损。在公司决定调头生产逻辑产品后，技术出口许可又需要等待美国政府批准。紧接着，汶川大地震爆发，彻底打乱了生产节奏，工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接不到客户订单。

　　武汉12英寸工厂——武汉新芯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为了填充这个厂的产能，张汝京一直努力引进由英特尔公司拆分出来的恒忆半导体作为主要客户，不过对方却一直犹豫不决。2007年10月，武汉新芯终于与AMD和富士通的合资企业——飞索半导体签署协议。这项合作不但获得了飞索65纳米技术的授权，还填充了武汉工厂的产能，一度被外界看好。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飞索自身难保。在申请破产保护后双方的协议最终也被束之高阁。

　　“我自己有一个情结，从一开始创立中芯国际开始就有。那就是要打造一个我们本土的产业链。这方面我认为中芯国际应该承担责任。”张汝京说，所以无论是菱形布局还是向下游延伸做垂直产业整合，都是围绕这个想法。最后结果不好，只能说一切都是天意。

　　复杂的股权

　　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张汝京“打造产业链”和“做大做强”的情结导致了他的最终离开。因为这种战略是以巨大的资金压力和运营成本为代价。而作为中芯国际的重要投资人——上市公司的诸多海外投资者，显然不能忍受中芯国际长期的亏损以及股价低迷。毕竟投资者考虑的是如何尽快退出，而非产业或者更高层面的诉求。

　　另一方面，没能拥有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张汝京个人持股数不足1%)也加大了董事会随时对其进行更换的可能性。

　　在控制权问题上，中芯国际的最大股东——拥有国资背景的大唐控股和上海本地国企上海实业显然也无法为张本人提供更多支持。大唐控股2008年11月方进入董事会，对中芯国际的投资属于战略性投资，极少插足中芯国际的实际运营。另一大股东上海实业虽然是最早投资人，但这笔投资一定的特殊背景。近年来，上海实业专注于战略转型，逐步淡出非营利产业，曾先后多次减持中芯国际股票。

　　这种股权构成，与中芯国际成立时的特殊情况有关。“1997年我在德州仪器工作满20年，当时正准备申请提早退休，结果中国的政府官员找到我，希望回来帮助半导体产业发展。”张说，当时海外资金对这个市场非常看好，所以海外华人、国外VC、国内政府一起凑钱成立了中芯国际。前后一共募集了14亿美元，再加上银行贷款4.5亿美金，共计18亿美金在上海建立了三条生产线。

　　由于股东背景差异巨大，各方的根本利益不同，中芯国际在后期战略制定、融资等问题上遇到了强烈分歧，这让夹杂在其中的张汝京左右为难。

　　这点在中芯国际最近一次的融资过程中体现尤为突出。2008年存储芯片价格崩盘、中芯国际急需资本之际，包括黑石、TPG等5家国际知名私募基金找到张汝京，愿以优厚价格收购中芯国际股权。这5家企业提出的方案不尽相同，从收购20%、35%、50%乃至全部股权都有。

　　“2006年开始私募基金业者争相收购待价而沽的半导体企业，典型的交易就是飞思卡尔收购案。”张汝京说，私募有很灵活的操作方式，给的价格也很优惠。一旦被他们控制主导权，多半是分拆出售，作为股东也许能够很快套现，但问题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整体就乱了。

　　基于这种形势，张汝京向有关政府部门进行了咨询。政府表示如果有机会也愿意投资，并推荐大唐、华润以及CEC三家央企进入。股权卖给海外私募基金还是卖给国内央企，在董事会内部产生了很大争论。

　　最终决定将目标选定国内央企。几轮谈判之后，CEC因为旗下生产部分军用产品而被海外投资者强烈质疑而出局。华润则因为要求将中芯国际更名而被董事会否定。最后仅有大唐控股一家企业入围。

　　因为国企的审批流程复杂，从开始谈判到最终决定投资，整个融资过程历经10个多月。而在这10个多月中，因为整体经济形势的走弱，中芯国际的股价从1.4美金跌至3毛6，最终大唐控股以1.76亿美金获得了中芯国际16.6%股份，成为最大股东。

　　但是，与当时中芯国际3亿美金的资金缺口以及张汝京当初预计的融资额度相比，这笔注资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芯的资金问题。而融资的大幅缩水也成为海外投资者日后抨击张汝京的又一理由。

　　“外界对于中芯国际有很多不了解。”中芯国际上述内部人士说，在很多人眼中，作为大陆半导体的标杆，中芯国际及张汝京本人理应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因为他注册地在开曼群岛，属于外资性质，所以中芯国际是国内唯一一家不享受国内产业优惠政策的芯片制造企业。而在地方上，最近几年上海市政府忙于华虹NEC和宏力半导体的整合，也无法对中芯国际进行资助和投入。

　　张汝京说，中芯国际的创业历程让他感悟良多。如果总结经验，那就是“企业不要轻易上市”，其次，学会官员的思维方式，懂得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第三，技术类企业应该谨防过于关注与技术和运营本身，忽视行政部门的支持作用比如法务部门，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