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京出走中芯之谜:长期盲目扩张所致
“别人要下一百步棋,但Morris(张忠谋)一步棋就到位了!”对于诉讼结果,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在群创与奇美电的合并记者会中,针对台湾两兆产业的大陆布局如此评价。
本文引用地址:https://www.eepw.com.cn/article/100196.htm技术之累
“我们确实犯了错误。”张汝京说,当初从台积电招聘的工程师习惯了台积电生产线的操作方式,因此来到中芯国际之后照搬了对手的菜单,侵犯了对方的权益。但是,自从2005年达成和解就遵照约定不再使用对方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中芯国际一直在努力建造自己的IP体系,从引入技术伙伴到自主研发做了大量工作。“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
事实上,对于台积电为何一直在技术侵权的问题上抓着中芯国际不放,业界也有多种说法。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台积电为保持市场地位利用专利打压对手,因为芯片制造技术的前期研发成本巨大,要想保持领先必须投入巨额资金。一旦专利被盗用,对专利发明者来说非常被动。
1999年,张汝京决定离开台湾到大陆发展事业时,他发现,大陆半导体产业无论是在技术还是产业规模上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至少差20年”。当时,经过“908”、“909”工程的发展,国内已经具有华虹NEC、首钢NEC等几家芯片企业,这些企业无一例外沿袭了集芯片设计、制造于一体的全球芯片业主流商业模式——IDM。但是,与英特尔这类大型芯片制造商相比,中国的芯片企业规模小、工艺落后、运营效率也很低。
“在IDM领域,中国与世界的技术水平差距太大,短期内不容易赶上。所以最后我们选择做Foundry。因为他的服务面更广,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张说。
所谓“Foundry模式”,就是将芯片设计和制造分离,只专注于制造。这一模式最早由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建立。由于更加专业化且具成本优势,台积电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2000年,当中芯国际成立之时,中国也已经陆续出现了80多家专业设计公司。张汝京认为,根据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经验,大陆专业设计公司必然会越来越发展壮大,这些未来都将成为中芯国际的客户,市场潜力巨大。
然而,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专业芯片代工厂,当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张江打下第一个桩时,环顾整个国内产业,张汝京犯了难。当时国内既没有成型的专业半导体制造设备,也缺乏必要的先进制造业人才。更为关键的是,作为西方国家眼中的战略产业,有关于半导体的一切技术、设备都受到了严格的输出限制。
“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是0.35-0.25微米技术,0.13微米技术刚开始量产。国内华虹NEC只能做0.5微米,落后四个技术世代。”张说,因为欧洲的存储技术不受输出限制,所以董事会决定,放弃主流的逻辑产品,先从做存储产品开始。
对中芯国际而言,此举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因为不受限制,技术引进变得容易,有了存储产品的技术基础,再去开发逻辑工艺困难会小得多。另一方面,存储芯片生产的工艺流程不像逻辑那么困难,但是生产的纪律和训练要求非常严格,用来训练人才非常合适。
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张汝京找到日本东芝,引进了0.21微米存储技术。随后又与富士通合作把技术水平提升到0.16微米和0.13微米。在达到0.13微米技术水平后,张汝京又开始与欧洲微电子研究所进行技术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中芯国际不断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2001年,中芯国际向美国应用材料公司购买双电子束系统,突然遭遇布什政府冻结产品出口许可,使得张汝京不得不掉头向瑞典企业求救。2005年,中芯国际向美国国家出口银行申请7.69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美国应用材料的设备,却被美国美光公司从中阻拦,理由是“美国政府不能用纳税人的钱帮助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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