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量了TI中国的每一寸发展

　　实际上，在策划上海大搬迁的后期，我能感觉到自己打电脑时手在发抖，腿也在发抖。天天晚上人很精神，睡不着觉，就像是一辆车一直在开，你无法停下来。我每天早上4点15分起床，五点多跑去公司上班。我对自己说，这是因为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你的岁数又大了，挺过这段就好了。

　　但两个星期后，我又出现在北京，因为TI北京办公室也要经历和上海同样的搬迁，接下来又是深圳。从上海的永新广场到中建大厦，从北京的国际大厦到融科中心，从深圳的地王大厦到汉唐大厦，TI更接近客户了，也跨越了需要用办公楼来进行形象宣传的阶段，我有幸见证了TI中国新时代的来临。

　　外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我要这么拼。因为我做得很开心，TI对我很好，每一任老板都很信任我。虽然我很辛苦，但是我很成功。我不做业务，不能为公司赚钱，但是我会努力让每一位同事在公司里都很舒服，他们会觉得“TI很好。”这样我就开心。帮公司做好，是我人生最光荣的一件事。35年这一路跑来，我很开心，这比什么都重要。

　　启程

　　35年前，我在香港加入TI，那时只有12名员工，在一座商住两用的楼里，资料和产品几乎堆满了不足200平方米的办公室，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员负责管理仓库。平淡而忙碌的生活在1986年的一天被打破，开会时老板问了一句“谁愿意去中国？”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跨国公司大批进入中国，TI当然不能落后。但由于TI不是终端设备商，不可能设厂，也不可能完成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因此得不到照顾，需要我们自己努力进军中国。而最早的一项工作，便是在中国设立代表处。香港由于与大陆的特殊关系，理应承担起这个责任。

　　但无人回应老板的问话。是啊，那时候中国刚刚开放，还很落后，连家好酒店都没有，谁愿意从香港跑去大陆吃苦呢？所有的人都怕，我举起了手。我对自己说，我想去看看中国什么样，我相信中国的将来会很好、很强大。而且当时我的儿子已12岁，在加拿大上学，无需过多照顾，我想一个人出去闯。于是我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北上之路。

　　从首都机场刚下飞机，我便爱上了这片土地，当时的北京，并没有现在这样繁华，甚至连真正的商业写字楼也只有一个——北京国际大厦，TI的办公室自然也别无选择。一位从香港派来的秘书，一位从美国派来的华人代表，再加上一位本地雇佣的司机，于是，1986年TI中国25年的辉煌之旅便从那间小小的、简单的办公室启程了。那只是一个不能从事直接经营活动的代表处，主要任务就是存放各类文档资料供大家查阅。

　　由于当时TI中国没有正式员工，从公司注册跑手续，到家居购买，从寻找装修队，到报关项目，包括参加展会，每件事我都要去做。而当初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的我，这么多年下来，居然也可以说上一口流利的广普了。我不停地香港、北京两边跑来跑去。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