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DRAM产业发展的转折点

由于DRAM产业过度扩产，加上金融风暴的袭击，2008年全球DRAM产业面临最大规模的衰退，全球厂商无一幸免，德国业者Qimonda更因此宣告破产。鉴于半导体产业对于电子产业发展的关键及关联性，以及产业崩盘可能衍生的问题，近来引发不同立场的讨论，救与不救，正反意见相互冲击。究竟应如何看待DRAM产业的发展，政府是否应该出手，值得进一步讨论。

台湾DRAM产业虽拥有可观的产能规模，在景气高峰时，受惠于规模经济而享有高度利润；惟在景气谷底，大规模产能所衍生的成本，却也使厂商面临沉重的亏损压力，总计2007至2008年，我国DRAM产业累计亏损新台币1652亿元，已超过2004至2006年共三年之累积获利新台币1325亿元，2009第一季亏损亦达397亿。也因业者陆续出现营运困难，遂向政府提出纾困的需求，由于金额庞大，各界意见分歧。综合而言，认为政府应该要救DRAM产业的看法包括：

DRAM产业占我国半导体产值比重高，资本投入大，不应轻易任其破产。尤其国内银行拥有大量债权，若厂商倒闭，将冲击国内金融产业体系的稳定；其次，DRAM产业具有高度产业关联性，DRAM产业之上游供货商、下游封测、通路与模块厂商皆可能同受冲击；再者，DRAM有高就业人口数，DRAM业者倒闭将使冲击原已不景气的国内就业市场；最后，若全球DRAM集中在韩系业者，从国家竞争而言，可能因此影响我国下游系统厂商之竞争力。

但也有反对政府介入的意见，亦有其论据。首先，DRAM产能原已过多，应趁金融风暴之机进行自然淘汰，而非支持更多的产能投入；其次，以政府力量纾困，恐造成公平性问题，并可能伤害其他经营状况仍属稳定之厂商；再者，DRAM产业极具风险，所需纾困金额高昂，若以国库资源投入，未来恐有大幅损失，何况政府也不见得能够提供如此的巨额预算；最后，也是大众最关心的是DRAM厂商原股东享受过去高获利荣景，却由所有纳税人分摊高额损失，缺乏社会公平性。

持平而论，两方论述都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且言之成理，也难怪政府当局陷入两难。不过若从台湾整体科技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不出手，未来台湾电子产业所面临的风险更大，以下进一步分析：

若按照市场经济法则，适者生存、自然淘汰，是最常见的解决模式。由市场力量决定厂商去留，此一方案的优点，在于一方面可避免外界对政府资源分配公平性的疑虑，让优质业者自然胜出，一方面也可以最少的资源，达到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

以单一产业而言，理论上此一市场经济模式应最具效率，但DRAM产业的关联性却使决策更为复杂。先不论其对产业上下游可能的影响，最值得关注的应是金融产业体系的冲击。因DRAM产业的高资本投入特性，我国业者在前一波产能扩充、制程转换阶段，大幅举债，至2009年第一季为止，厂商总借款估计在新台币3,000亿元以上，若任由DRAM业者倒闭，金融业者将产生高额呆账，这对于已受金融海啸袭击受伤不轻的金融业者而言，无疑雪上加霜。轻则大幅侵蚀银行获利，重则连锁效应引发下一波本土金融风暴。

尤其，更令人忧心的是，DRAM产业虽不必然与终端系统制造业有必然的共生关系，但因金融体系的受创，导致银行紧缩银根，排挤其他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中长期的融资与借款，这绝对会影响台湾科技产业未来的发展与布局。产业发展不外资金、技术与人才，当资金出现问题，人才对产业前景失去信心，未来产业发展不言可喻。

因此，台湾DRAM产业所可能衍生的问题，已非从单一产业的思考可以解决。从情势的变化，以及其可能对高科技产业未来的影响观察，政府现在所面临的难题，已非是否出手，而是应该如何介入，以促成并导引产业的健全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而在介入的同时，并避免公平性、代理与道德风险，以及资源错置的问题，才是现阶段的当急之务。

以下试仿真政府可能的介入方式，并分析可能风险：

方案一，以融资支持现有业者，协助度过财务难关。此一方案之风险在于目前我国DRAM产业的总负债超过新台币4000亿元，规模甚巨，而产业供过于求的景况不一定改善；而下一次景气循环，我国业者仍将面临同样流动性的问题，且业者每年仍需支付国外厂商巨额权利金的结构性问题无法解决。

方案二，支持现有单一业者与技术母厂发展自主技术，共同享有IP，减低权利金支出，政府仅提供资金支持。此一方案之风险在于政府巨额资金投入后可能缺乏有效监督，有道德风险之虞；尤其单一厂商受惠，对其他业者反形成不公平竞争，其他业者亦无法从其技术研发中受惠等。

方案三，投入单一技术平台，寻找技术伙伴，取得既有技术，共同发展未来技术。此一方案之风险在于技术伙伴对技术IP授予有所保留；因技术伙伴能力、跨国整合或其他如文化等问题出现合作困难，以及缺乏产能支持等。

从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观察，方式二、三皆是可以思考的方向。不过国家资源来自全民，其投入的角度应着重产业的外部性，也应该是主要考虑的重点。亦即不论是方案二或三，都应回答在国家资源投入后，是否有机会建立及拥有自主技术，降低巨额权利金？是否能够进行产业整合，启动一部份闲置产能？能否促成产业生态的优化？能否降低产业可能崩盘的冲击...等等外部效益的问题。

此波金融海啸，各国技术母厂同受冲击，体质较差者如Qimonda已宣告破产，部分国际大厂亦需要外力支持，台湾虽面临危机，但此刻也为台湾开启获得DRAM技术的机会窗。惟国家资源有限，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进行产业结构及体质的调整，并获得最大的产业外部效益，正考验着政府当局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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