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疯狂内幕调查

　　卧虎藏龙之地

　　“山寨机”名字听上去有些草莽，但这一行业却是卧虎藏龙之地。记者发现，很多代理商都有渠道经验，由于获利颇丰，一些以前做品牌机的代理商也加入进来，也有一些代理电脑和电视机的，由于行业利润下滑，遂转投“山寨机”。

　　早期走上“山寨”之路的人，主要与当时手机行业的大环境有关。经历2002到2004年的短暂繁荣后，国产手机突然掉入冰窟，南方高科、科健、易美等一批红极一时的厂家轰然倒地。这些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部分进入其他品牌厂家，更多的是自己另起炉灶。但由于资金和实力不济，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地下工厂”。

　　后来，国产手机持续低迷，市场份额由早期的50%以上，掉到2007年的30%左右，而且亏损严重，这一行不再是香饽饽。而干“黑手机”虽然风险高，却有利可图。于是，大量品牌厂商的人员加入进来。2007年10月，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度取消，“黑手机”得到了漂白，这些人就更加有恃无恐。
 

　　深圳市手机协会名誉会长谢麟振认为，“山寨机”老板的前身大部分都是正规手机厂商的研发或管理人员，是“另类精英”。他们熟悉行业的发展路径和技术走向，对政策等了如指掌，对消费者的需求也了然在心。尽管面临查抄的风险，但都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乐此不疲。

　　由于“山寨机”毛利很高，令投资人热情不减，特别是今年股市不景气和楼市低迷，很多人都将投资注入这一领域。

　　“一般来说，生产‘山寨机’的资金准入门槛为500万元。在深圳，这笔资金的筹集并不困难，找几个有钱的朋友，花不了几天就能凑齐。”张远桥如是认为。

　　最肥的要数零售商，一台800元的“山寨机”，零售商一般要赚200元，这种利润，即使卖高端洋品牌也望尘莫及。所以在华强北，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档口，每月租金高达上万元，依然抢手得很。

　　记者同时走访了深圳另外一些卖场，发现有些竟然不卖诺基亚的低端手机。“诺基亚中低端手机只有5%的毛利，除去柜台费用等开支，基本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而高端手机的毛利会高一些，但销量又不多。”一柜台老板这样告诉记者。

　　牵一发而动全身

　　2005年以来，深圳对“黑手机”虽展开过无数轮打击，但治标不治本。

　　今年6月16日，深圳展开新一轮打击“山寨机”的活动，经营者的确有些受惊，纷纷下柜避风头。但记者7月16日发现，“山寨机”又已抬头，而且胆子也更大了。

　　金立通信副总经理张高贤道出了“山寨机”难打的主因：“山寨机”顽强的生命力，不仅与政府打击的间歇性有关，更主要的是深圳已经有数千家从事手机业务的企业，这些企业相辅相成，环环相扣，要想全方位打击根本不可能——这些产业链上的企业，无论从政府税收还是从解决就业来看，对深圳经济的贡献都不可小觑。

　　记者获悉，深圳手机方案设计公司和手机生产销售公司，主要集中在华强北，仅注册登记的方案设计公司就有400多家，负责销售手机的公司也有3000家，其他生产公司更无法统计。从科技园到华强北，这里90%的公司做的都是与手机有关的生意。仅现代之窗、赛格广场和科技大厦等几处写字楼中，小型手机公司就有3000家左右，有的专门设计电路，有的专做主板设计，有的做外观设计，还有专做原器件的，分工甚是细密，从业人数多达20万人。

　　目前，深圳手机产量位居全球第一，锂电池产量排名全球第二，手机产量约占全国一半。有着“中国电子市场晴雨表”之称的华强北，其大量产品就是手机终端和相关元件、零配件。其中大多数是为“山寨机”提供的。

　　有专家预计，深圳手机产量占全球的1/5，加上产业链上的企业，产值在千亿元以上，牵涉到数十万人的就业问题，与地方政府利益攸关。因此，要想打击“山寨机”，当地政府也难以下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深圳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山寨机’现象。不能单纯看谁在做这个产品就整治谁，产业链上其它环节就不管了，这样治不了根。” 泰尔实验室主任何桂立表示，“政府如果要想规范和治理‘山寨机’，应该把整个链条一起整治好。”

　　第三章 “山寨机”出路何在

　　“山寨机”风行的背后是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以及手机产业生态环境的破坏。

　　但“山寨机”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小作坊式“山寨机”厂商，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却不乏创新思维，它们开发的产品新颖时尚，造型多样，令人叹为观止。若能妥善处理好“山寨机”与正规品牌之间的关系，加以适当引导，对国产手机将大有裨益。

　　优点突出，问题不少

　　“山寨机”2007年出货量多达1.5亿部，绝非偶然，也非低价致胜这么简单。国产手机正规品牌和洋品牌也都生产低端手机，诺基亚的低端手机价格甚至比“山寨机”更低。

　　但有一点是无法比的，几乎所有“山寨机”都以功能全面而著称，超大屏幕、超长待机、双卡双待、百万像素摄像头、MP3/MP4多媒体播放，甚至GPS导航功能一应俱全。品牌厂商要实现这样的功能一点不难，但成本问题却不容回避。

　　同样使用联发科的芯片，“山寨机”为何比正规军更受欢迎，除了价格原因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天马行空的创意。国产正规品牌一味模仿洋品牌，少有自主风格。但“山寨机”却准确把握了消费者的需求意向，不断推出迎合市场、样式花哨的新品。

　　张远桥直言不讳，“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喜好声音很响的手机，他们喜欢在大街摆酷。”于是，4个喇叭、6个喇叭、8个喇叭的“山寨机”都诞生了。还有厂家更是挖空心思，将手机设计成车模状、手表状、烟盒状，甚至连水立方、鸟巢也不放过，让人耳目一新。虽然这些东西谈不上多少技术含量，但却能投消费者的喜好。

　　在远望数码商城，一位学生模样女孩的胸前挂了一款福娃手机，她向记者表示，“今年是奥运年，我特别喜欢福娃可爱的造型，准备再买一部送人。”记者发现，这款手机把福娃头像和手机功能巧妙地融合了起来，功能颇多，价格却不及一个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福娃玩具贵。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对“山寨机”的创意褒扬有加：“比如，在外壳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这些东西适应了消费者的需求。你可以说蚂蚁啃骨头，也可以说对像诺基亚这样的厂商展开了一场‘人民战争’，这就是它们的优势。”

　　“山寨机”的优点不少，但问题同样突出，虽然它涵盖了目前的热门应用，却样样不精。由于联发科解决方案的普及性，使不具资质的小企业进入了这个行业，它们的产品工艺较为粗糙，质量也难稳定。

　　杨女士是“山寨机”用户，两个月前买的机，价格只要390元。让她烦恼的是，使用不到2个月，手机就不能开机。但她的手机是不承担保修责任的，只能自认倒霉。据悉，这类不保修的“山寨机”占很大比例。

　　现在，很多“山寨机”都把精力放在对外观的追求上，忽视做工，键盘缝隙过大、外壳质感粗糙，而标榜的几百万像素图像效果连30万像素都不如。

　　在深圳一公交车上，见一小伙子正在用“山寨机”看电视，但随着车速加快，信号开始断断续续，小伙子扫兴地把手机塞进了包里。他告诉记者，当时就是冲着这一功能买这部机的，以打发上下班的无聊时光。但是，这种手机在很多地方没信号，车速太快也不行，觉得有些上当。

　　拷问政府监管

　　“山寨机”火爆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问题。

　　抄袭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设计，在“山寨机”中较普遍，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的畅销品牌，都能找到对应的“山寨”产品，不仅外观相似，功能也十分接近。iPhone还未登陆中国，山寨版的HiPhone早已问世，功能比真机还强大，消费者很容易掉入消费陷阱。

　　山寨机大行其道，给国家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仅增值税一项，国家就损失178.5亿元。“山寨机”的泛滥，表面上是那些趋利的手机厂家，但实质上是政府监管的缺失。“山寨机”没有进入门槛，却有超高的利润，导致入行者趋之若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是所有“山寨机”都不交税，也有不少“山寨机”是在深圳注册的，这种厂商肯定会交税，只不过比正规厂商交得少。分析人士认为，这就变相默认了“山寨机”的合法化。

　　张高贤的评论较为客观，“山寨机”对国产手机的冲击很大，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金立上半年的出货量同比还是增加了10%。他指出，“山寨机”最大的弊端在于，破坏了国产手机的“生态平衡”，由于它的低成本，造成正规军在价格上处于弱势。这种混乱格局，影响了国产手机做大做强，导致全行业竞争力上不来。

　　诺基亚有关人士认为，正规厂商卖几千元的东西，“山寨机”仅卖几百元，这和不正规的经营有很大关系。虽然它主攻中低端市场，但国际厂商都有大量的中低端产品线，冲击也是不可估量的。而最让他们窝火的是，诺基亚的N系列高端产品是被模仿得最多的，这给公司造成了不少损失。7月18日，诺基亚发布2008年第二季度财报，其大中国区市场第二季度的手机销量为1760万部，相比第一季度的2100万部下滑16.2%，这是诺基亚全球销售版图中唯一一个出现手机销量下滑的区域。

　　“山寨机”的泛滥，政府主管部门监管不力是一个重要原因。早期，国家对手机生产和销售实行严格管制，对质量严格管控，“水货机”、“黑手机”较少。但自从2007年10月手机牌照制度改革后，手机市场的准入门槛降低了，大量不具资质的企业涌进来，导致一些产品没有经过质检就流入市场。

　　还有，监管主体趋向多元化，多个部门都对手机产业有监控权，但却相互扯皮，最终削弱了对手机市场的管理和规范，这是造成“山寨机”泛滥的根本原因。要遏制“山寨机”的猖獗，有关部门应该明确市场监管主体及其职责。

　　从良才是出路

　　“山寨机”究竟该不该打？日前，新浪网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超过65%的人表示会考虑购买，超过75%的人认为应该加以引导，只有不足15%的人认为侵权违规应予严打。

　　首先应该分清，哪些“山寨机”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从广义上来看，“山寨机”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属于走私的“黑手机”，它走私、逃关税，应该严厉打击；第二类是高仿机，完全照搬或照抄，这类假冒产品侵犯了知识产权，是违法的，也应毫不手软地予以打击；第三类是市场的主流，它们不走私、不仿冒，只是采用了联发科的芯片，品牌较小，这类产品适应了市场需求，政府应该区别对待。

　　从某种意义上说，“山寨机”对品牌机除了带来灾难，同时也有促进作用，若能借鉴草根的“山寨文化”，利用现有成熟的产业链，国产手机或许会迎来新的机遇。

　　北京邮电大学舒华英教授表示，“山寨机”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的崛起，给品牌机敲响了警钟，促使它们看到自已生产经营的不足，从而加速产业资源的整合。这就要求品牌机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加快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力度。

　　在“山寨机”的大肆冲击下，受损最大的其实是一些老牌国产手机商，如夏新、波导、康佳、TCL等，它们对市场反应速度慢。而新起之秀如天宇朗通、金立和宇龙酷派，却有不俗表现，前者去年出货量达1700万台，其出奇制胜的法宝就源于血脉里的“山寨”基因，金立去年的出货量也达到了750万台，宇龙酷派则主攻高端，有属于自己的细分市场。

　　在一味谴责“山寨机”不遵纪守法的同时，政府对正规品牌设置的制度是否合理？谢麟振认为，品牌厂商反应速度慢，与我国入网检测时间太长有关，若能在深圳设立南方分站，简化工作量，甚至降低费用，还是有“山寨机”愿意从良的。

　　目前，入网检测只有北京的泰尔实验室一家，测试一款手机要三四十万元，收费太高。而且，每款机型光审核就要花一个多月，这也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工信部应该多授权几家检测机构，让它们之间有竞争。

　　“山寨机”的产业链已经比较成熟，去年1.5亿部出货量，表明了“山寨机”的强大市场需求，一味打压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而天宇朗通的例子证明，“山寨机”转正并非不可能。前提是要给“山寨机”以政策倾斜，加快测试速度，减少测试费用，把它们引上正路。“山寨机”厂商也应该主动向正规厂商变身，避免打价格战的短期行为，净化产业环境，共同做大做强国产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