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华为要战胜思科 必须要与富士康合作

　　实际上，富士康的转向，代表了大多数处于“中国制造”底层链条的参与者，他们的去初级化道路，已经开始。

　　富士康每年几百亿美元的出口，几乎每年为深圳贡献了超过15%的出口额。对于电子信息产业占GDP比重超过50%的深圳市而言，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其漫长的“产业升级”道路，直到金融危机到来前，在土地资源紧缺，成本上升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深圳市也已着手鼓励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制造型企业，将其低端制造环节迁出，转而引入更为高端、能耗更低的研发、设计环节。

　　优势更迭：

　　“研发成本”取代“制造成本”

　　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今年全国两会的记者会上，举华为为例说，华为2009年业绩仍可保持90%的增长，华为的成功案例“给薄雾笼罩的经济天气，增加一点希望和春意”。

　　回看20年，华为的成长路径呈现了一条完美而快速的去初级化路径：他最早只是深圳一家代理交换机的小公司，此后逐步进入固网、数据、移动通讯领域的研发和生产，每一步都踩到了全球经济和全球电信业发展的鼓点和节奏上。

　　尤其是2003年之后至今，中国的两家电信设备商，华为与中兴从国际通讯市场上三流厂商进军一线阵营的步伐，是令人感叹的。2009年，在通讯巨人北电破产申请，摩托罗拉正在日落西山，诺基亚与西门子、阿尔卡特与朗讯艰难重组的阴霾里，华为、中兴已实际成功晋级系统设备商的全球第三和第五名。

　　把中国企业华为、中兴的崛起简单归结为“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已经远远不足以解释中国这些年在人才储备、产业链条、技术积累等等竞争环节上，在全球产业链条上扮演的角色变化。

　　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的“生产过剩，产品过剩”崩盘前，代表珠三角制造业走在最前沿的中兴、华为已经意识到，电信设备，这个代表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已经从一个技术推动型产业，变为了一个以服务、高效研发成本竞赛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

　　他们认为，电信行业，乃至电子信息产业，其技术趋势，必然是越来越平台化，标准化，由此带来技术门槛的降低，转向对快速服务能力、坚定的执行能力，以及高效的研发成本竞争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欧美巨头的没落，实际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导火线，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固执的技术导向和战略失误，以及研发成本的居高不下。

　　可以比较的成本公式是，中兴、华为在研发投入上，目前已实际与北美各国持平(每年占销售额的10%以上)，研发人员占比也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北美的员工比例(华为为43%，摩托为42%)，但是单个研发人员的薪酬成本比，中国本土与北美本土的差距却高达1：4—1：5——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最贵的技术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