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平：“芯”路漫长

　　但他们一回到国内，马上就遇到了体制怪圈。

　　“谈的时候就发现这3亿，是一笔一笔地给，第一笔最多给你 1000万到3000万，而且不承诺兑现时间。”武平回忆，“我们对资金何时到位根本没有把握。”

　　更让这些满心要把硅谷创业文化带回中国的海归们失望的是，创业团队的股权问题难以解决。因为当时国家的法律规定，以知识产权入股，经过专业评估后最多只能占到15%。显然这个比例是无法吸引到如此众多的高端人才的。日后，国家不断修改相关法律，目前知识产权入股最高已可到70%。

　　如果这个新创企业归央企下属的话，那么整个薪资体系必须按国企体系走。国内的薪资水平根本无法负担他们在海外的家小，而补贴也就是第一年给带头人一套房和一辆车。

　　“当时好几家国有企业都有想法给钱，但是谁也解决不了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当初因为国家需要，我们把这个创业团队弄起来，最后发现国家可能给不到你这个钱，还要在外面找。”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最后武平只能从海外找。这时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已经破裂。直到2001年6月，他才拿到台湾富鑫和联发科蔡明介的第一轮投资650万美元，代价则是过半的股份。而展讯通信则不得不注册在开曼群岛。

　　显然，650万美元和3亿人民币是一个相当大的差距。IC设计行业需要投入大量研发费用，即使不考虑人力成本，光较为低档的芯片单项研发费用一般也不低于100 万美元。有风险投资人跟他们打赌，如果他们能在一年内开发出GSM芯片并且一次流片成功，就接着投资。

　　武平他们的确做到了。但第二轮融资的难度远远超过预期。受“911事件”的冲击，整个美国资本市场处于冻结(Freeze)的状态。“我们本应该是大幅溢价融资的时候，‘911’使得我们的谈判能力大打折扣。”武平回忆说。

　　当时他接触的部分投资商采取拖延战术，希望等展讯耗尽谈判资源与资金后再以低价入股。武平说，当时他为了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找了12名在硅谷的清华同窗，一共凑了150万美元作为过桥资金硬顶着，期间公司所有员工降薪一半，高管停薪3个月。最终，在众多投资界朋友帮助下，展讯从海外融资近 2000万美元。武平说：“资金到位那天，财务告诉我，公司账面上的资金数字是零。”

　　虽然在绝境中复生，但代价高昂。“第一轮融资后，我们几个核心创始人的股份数量都近两位数的，但这轮之后，都变成了个位数。其实这是自杀式的融资，稀释非常大。”

　　2004年和2006年，展讯又先后进行了两轮融资，主要为了研发TD以及2G芯片量产。张江创投、联想创投、华虹国际、上海实业等国内机构也陆续跟进。“虽然融资价格比较高，但稀释的还是我们团队的股份。”在上市前，展讯已经形成了海外投资人主导的股权结构，整个创业团队加员工也不过约18% 的股份。

　　武平一度希望展讯能够在香港或者国内上市，但投资方大多偏好退出更方便的美国市场。当他看到今天的国民技术在深圳创业板获得50倍以上市盈率的追捧时，赞赏感慨。如果展讯能在创业板上市，以其技术含量和公司业绩，现在可能也是第一股。尽管展讯在目前三家美国上市的中国IC设计公司中，市值还算领先。

　　和武平相比，中星微的邓中翰与无锡尚德的施正荣无疑要比他幸运得多。

　　1999年，中星微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两个月后注册的，亦是中国实践“硅谷模式”的首家公司。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以1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作为启动资金，管理团队以知识产权折股35%。双方还约定，日后进行股权融资时，管理团队持股比例不变，即只稀释政府方面的股权——到上市前信产部的1000万原始投入只占10.9%的股份，而管理团队股份不变，光邓中翰的个人股份就达到11.8%。

　　2001年，施正荣的尚德太阳能成立，无锡地方政府牵头，8家当地企业联合投资600万美元。施正荣占25%的股份，其中技术股占20%，折合 160万美元，现金股5%，折合40万美元。此后，随着国有股份的主动退出，又一轮外资私募的进入，最终施正荣在上市前控制了约54%的股份。后来，有媒体报道称之为“首富政府造”。

　　今天，施正荣和邓中翰仍然按照自己的意志领导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