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内急外泄，转变商业模式 郭台铭不想等

　　随着海尔等大型制造型企业纷纷把机器人纳入员工体系，机器人加入智能制造流程势不可挡。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厂，2012年以来，富士康也开启了包括机器人计划在内的一系列转变，但时至今日，富士康的多数转型措施依然难见成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近期富士康正准备在内地招收10万工人为即将上市的iPhone6赶工。

　　这个新闻再次让业界议论纷纷。

　　媒体对富士康的种种讨论，大都基于富士康当前仍无法摆脱对代工生产业务的依赖，尤其是苹果业务。

　　但是他们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富士康生产厂在各个地方政府享受到的优惠政策。2014年初郭台铭曾公开表示，即使富士康的机械智能化水平上升，在内地，富士康至少也会保持一百万员工的数量，“这是我们最低的数值”。

　　这与富士康的扩张模式分不开。因为成本驱动，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渗透与扩张，每一次都追随着政策优惠的程度。为降低成本，富士康就像一只迁徙的候鸟，不断追逐具有更多利润空间的“成本洼地”。哪里成本更低，哪里给予的政策优惠更多，就奔向哪里。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基本工资已超过每月约2500元人民币，而内地的作业员则是每月500元人民币，两者相差约5倍。同时，台湾经济起飞，土地价格节节上扬。反观内地土地广大，各地政府为积极招商，除了提供服务，为厂商铺路整地，优惠政策从“二免三减半”放宽至“五免五减半”，也就是前5年不用交税，后5年的税只要一半，如果厂商继续投资，还可以继续享受优惠。

　　富士康在大陆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恰好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整体经济发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部，再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目前鸿海大陆子公司大致分布于四大片区：一是始于1988年的，以深圳为核心，辅以东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城市圈的华南片区，该区域目前涵盖了大部分3C产品及其配件的研发、加工制造;二是始于1992年的，以昆山为核心，辅以上海、淮安、常熟、杭州等长三角城市圈的华东片区，该区域以便携式电脑及其元件的生产制造为主业;三是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烟台为核心，辅以晋城、廊坊、大连、天津、秦皇岛、营口等环渤海城市片区，该区域主要以手机等移动设备及通讯等专业设备，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研发制造为主;四为始于新旧世纪交替到如今，以太原、武汉为核心，辅以晋城、重庆、成都、河南、湖南等内陆片区，主要针对内需市场的研发和生产。

　　富士康所到之处，也见证了中国从沿海到内陆地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发展冲动。

　　这一切，都是在走台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过的路。

　　相比于沿海城市，中国内地的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税收、用水、用电、供暖等配套和劳动力供给，是它们能够给予富士康的全部。拿河南来说，其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土地出让金额也都相对较低。

　　再次，相对于沿海地区打工人员的维权意识普遍高于内陆，内陆廉价劳动力可有效降低富士康的用工成本，同时，富士康也会为地方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和就业，这是一种双赢。　企业的产业升级和地方经济急于摆脱落后，都是燃眉之急，互相需要。

　　只是，这种模式的发展之路也到了转弯的时候。

　　拿着优惠待遇，曾经也给地方政府做出了不少纳税贡献。问题是，近年来富士康规模的迅速扩张并未给其带来利润的合理增长。报导显示，2013年，富士康的营业利润只有可怜的3%，2013年营收增长0.8%，远低于2012年的12.4%。富士康的贡献，在人力成本上升、自动化生产成为趋势的大形势下也变得难以维持。

　　那么贡献去了哪里?去了苹果那里。据彭博社搜集到的数据显示，2007年6月iPhone首次上市以来，富士康的利润范围便开始收窄。第一部iPhone 2007 年面世时，富士康边际利润仍有5.4%，5年过去，边际利润已减逾一半，只有2.4%。在此期间，苹果的利润率则增长了一倍以上。

　　作为代工企业，单靠工人、政策的成本优势来维持难以持续，何况连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增速都在放缓。即便是启动了机器人计划，也仅仅是生产线上的转型，不能解决“内火”。开发自有品牌的手机，只是内急的外在泄露。转变商业模式，等不得。虽然与客户有冲突，富士康却不能停止尝试。因此，尽管外面议论纷纷，富士康的转型之路，还是得坚定地走下去。

　　备注：

　　今天，在“发展中的富士康：靠技术，也靠人才”的一篇文章中已经透露，中国西南，贵阳郊外，一座高科技工厂。在这里，以苹果产品主要代工商著称的富士康希望摆脱装配公司形象，实现自我革新，从为他人组装产品转向销售自主技术。碳纳米管生产项目就服务于这个目标。

　　转变，势在必行。郭台铭已经等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