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总代挟持国产手机业 国包商带巨大隐患

 
　　编者按

　　在消费电子产品制造行业中，没有哪个产品会比手机更普及，也没有哪个行业会比手机行业更复杂。因为手机牌照制度的存在，因为高利润的吸引，造就了这个行业一个又一个灰色地带。这些“灰色”让国产手机迅速崛起，同时也让国产手机狠狠跌倒。 
 
　　2005年4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独家报道了《水货手机各地明码标价出售：25%暴利的诱惑》，第一次剑指手机行业灰色地带，随后引发一波又一波讨伐“黑手机”的声音。

　　8月29日，撰文《国产手机第一梯队均告亏损信产部欲剿黑手机》，抢先预告信产部联合七大部委打击“黑手机”的行动，向“黑手机”正式亮剑。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做大的“黑手机”商也开始为避免经营风险而转向，又一个新的灰色地带由此诞生并迅速膨胀。

　　他们的名字叫“国包商”。

　　国包商一词，来源于手机的全国总代理，由于“黑手机”泛滥，一些有实力的正规手机省代和地包摇身变成了“黑手机”的全国总代理，这些“黑”总代在业内简称国包商

　　手机联盟网董事长付仁龙表示，每天深圳发往全国各地的手机超过10万部,其中90%都是贴牌手机

　
　　黑手机问题集中暴露不到一年，在国内手机市场上，一股新的势力迅速崛起，很快席卷到整个行业，这个群体就是“国包商”群体，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手机市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国包商一词，来源于手机的全国总代理，由于“黑手机”泛滥，一些有实力的正规手机省代和地包摇身变成了“黑手机”的全国总代理，这些“黑”总代在业内简称国包商。

　　这些国包商经营“黑手机”积累了大量资金，在信产部联合七部委打击“黑手机”的大环境下，有实力的国包商一方面联合起来向发改委正式申请牌照，另一方面帮有牌照的企业贴牌生产。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北京、深圳、惠州、广州四地深入调查后，惊奇地发现，80%以上国产手机厂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贴牌手机行列。而贴牌背后的主导力量就是国包商，随着其力量的强大，他们和正牌手机厂商关系日渐密切和交融，在某种程度上，对国产手机业是一种挟持。

　　国包商的大生意

　　深圳——中国手机之都。

　　刚刚搬到深圳赛格广场办公的李生，从公司落户赛格那天开始，就没有一天安宁。隔壁的公司每天都门庭若市，几乎有一半的来访者不小心走错到李生的公司。隔壁的那家通讯公司是一家手机国包商，最后李生不得不在公司门口增加一块“不卖手机”的告示牌来避免骚扰。

　　6月27日，记者来到赛格广场，坐电梯上楼的时候，看到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一边打电话，一边从包里拿出一叠手机入网许可证(下称“网标”)。“这样吧，你到我的柜台来拿(网标)。”她对着电话说。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该女士手头的网标至少有300多个。

　　“这些都是国包商，你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手机联盟网董事长付仁龙表示，每天深圳发往全国各地的手机超过10万部，其中90%都是贴牌手机。据估计，现在深圳约有国包商700多家，全国的国包商超过1000家，平均每家出10个型号的贴牌产品。

　　付仁龙透露，有些国包商越做越大，不仅深入国内三四级城市，而且还将生意做到了东南亚和中东，个别国包商一个月能出货30多万部手机，甚至超过国产手机一线品牌的国内出货量。庞大的资金和渠道网络平台的优势让国包商将大量贴牌手机带入市场。

　　土壤与产业链

　　国包商何以能如此迅速发展？

　　TCL通讯一位市场负责人透露，很多新拿到牌照的企业其实并不具备相应的生产、研发和渠道网络能力，借用国包商的资金和网络成为现阶段打开市场的上上之策，同时还可以获得丰厚的贴牌费。

　　付仁龙表示，没有牌照的生产商和国包商花钱租用牌照，以便自己的手机有资格上市销售，而牌照持有者也乐得坐收其成。

　　据说，一个牌照在深圳市场已经出价过千万元，但有价无货。

　　“我那时贴托普的牌，一年就给了托普4000万元。”一位去年拿到牌照的手机公司董事长陈宇(化名)透露，现在拥有手机牌照的企业多了，贴牌费用也相应下降，目前一个网标的价格在15元至30元之间，工厂贴牌加工费在12元至20元之间。就是这近50元的利润让绝大部分国产手机厂家以身试法，也让国包商有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对于国包商来说，技术、采购、生产、销售、资金都已经齐全，唯独欠缺牌照(网标)。”深圳的一家国包商公司副总经理江海(化名)表示。

　　在国包商自己的产业链上，技术来自于很多小型设计公司。深圳市经纬公司副总裁金灿民透露，深圳有100多家规模在10人左右的手机设计公司，他们最大的本领就是克隆，往往一个手机方案到样机出来的时间仅需要两个月。

　　为了得到国包商的青睐，他们甚至与原材料供应商和手机生产方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同时也解决了国包商的采购、生产的问题。

　　江海还透露，其实除了国产一线阵营中四五家没有做贴牌外，其他全部跟国包商贴过牌。其中很多是大家熟知的手机品牌。

　　巨大隐患

　　创维移动相关负责人承认，公司在去年拿到牌照后曾经跟国包商做过一万部贴牌手机，由于国包商不好控制，结果导致自己的渠道混乱，现在不做了。尽管“完整”的国包商产业链的存在给很多设计、制造企业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是对于中国的手机产业来说，无疑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一位碟机系手机厂家的高层表示，原来也想学习“黑手机”的速度和灵活，但没有想到贴牌的结果是质量和服务在厂家这边很难控制，因此在去年底尝试了一下也终止了。

　　知情人士透露，虽然该碟机系手机厂家在去年号称国内手机中的一匹黑马，但企业的资金链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到了倒闭的边缘。或许尝试贴牌也是为了缓解资金的压力。相同的情况也在国产手机一线阵营的厂家(家电系)中出现，该厂家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快速扭亏，在渠道中实施双品牌战略，其中一个子品牌就是专门给国包商贴牌而用。

　　记者尝试与一些手机厂家联系，得到的结果几乎同出一辙：每个企业称为了丰富渠道网络，所以采取了与国包商合作的方式，但并不是贴牌，所有的手机都是自己生产的。

　　陈宇表示，大厂家贴牌基本是“良性贴牌”，手机方案由国包商和厂家共同选定，虽然原材料也是国包商提供，但生产端基本由厂家控制。

　　“恶性贴牌就是有牌照的什么也不管，只卖网标和送检，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国包商来做。”江海表示，这种贴牌机不仅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就连网标也会被国包商迅速克隆。

　　不过，即便是良性贴牌，也存在一定隐患。业内人士指出，一是出于追求利益，国包商可能会在畅销机型销完后，找另一家厂家代工，同时克隆网标，五码机由此出台；二是一旦一个厂家给若干个国包商贴牌，其控制力度必然减弱，售后服务难以得到保证。

　　“手机厂家很难控制贴牌，只要贴牌就很难避免国包商复制网标。”手机国包商顺智数码公司一位高层表示，直接卖标是违规的，真正敢这样做的并不多，都是些有背景的公司。

　　“五码机将会逐渐成为国产手机的毒瘤。”希姆通上海公司总经理宫正军表示，这种现象只会在手机行业利润还丰厚的时候存在，未来手机行业必然会走向大规模采购和生产，小作坊式的生产必将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