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纵横谈

　　各取所长，广任贤良

　　“君主不能一人独断”是太宗与群臣总结历代兴亡教训时，得出的另一重要结论。唐太宗于召见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时，问以治道。张玄素意味深长地奉答：“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稟爱奉行，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资治通鉴》)贞观四年，太宗与臣讨论隋文帝独断之事更有所发挥，云文帝“每事皆自决断，虽即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海内之众，千端万绪， 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政体》)

　　在封建专制之下，皇帝的诏令就是法令，一切法律对于皇帝都是没有约束力的。贞观初年，遇有太宗不按律令办事时，经过大臣提醒，太宗能立即改正。到贞观中年以后，太宗任情用法的情况多有发生，“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臣下则引用儒家经典、历史教训以提醒和要求太宗，一般也能接受。太宗曾云：“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公平》)。当时大理寺卿戴胄更将皇帝的言和法区别了开来，他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皇帝之言)，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须)忍小忿而存大信。”(《公平》)太宗又谓大臣曰：“朕见隋炀帝都不以官人违法为意，性多猜忌，惟虑有反叛者。朕则不然，但虑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冤滞。”对于自己临朝决断有不合于律令者，要求大臣不要以为小事就不提出来，他指出：“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政体》)把坚持法令提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

　　太宗即位后，仍面临着长期战乱造成的生产凋敝、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亟需忠臣贤良妥善治理。在调整最高统治集团的过程中，曾遭到权贵的抵制以及原秦王府中旧人的不满，但在太宗逐步提高了认识之后，决心把受谏和任贤作为保证治理的两条基本措施。他说：“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仁义》)提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的理念，并以“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的用人标准，(《崇儒》)以及“各取所长”的用人原则。太宗将当时最优秀的人物放到重要岗位上大胆使用，创造出了国泰民安的清平世界。当时的贤臣有：房玄龄——虔诚奉国，尽心竭力;杜如晦——聪明识达，经营四方(世有“房谋杜断”——房擅智谋，杜长决断之说);魏征——拔于仇虏，任以枢要，有良工人镜之称;王珪——嫉恶好善，激浊扬清;李靖、李(徐)勣——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虽古之名将莫能相比，等等，《贞观政要》一一为之介绍。其实，为君不易，为臣极难，一旦君明臣贤，如此君臣相遇，无乃如鱼得水，政乃得治。

　　《贞观政要》是将唐太宗作为理想帝王、后世楷模而编写的一本史作，用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国牧民之道。但吴兢上书后未得中宗、玄宗等重视，“撅后文宗践位，始喜读而笃行之……自是以来，其书盛行于世”。宋、元、明、清各朝对《贞观政要》十分重视，历代帝王都从中借鉴，以期长治久安。据说，《贞观政要》也是“一部伴随毛泽东重要政治军事决策的巨著。”

　　《贞观政要》在海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邻国日本、韩国等。日本历代最高统治者常将《贞观政要》作为必读教材。日本鎌仓时代即将《贞观政要》译成日文。建立三百年德川幕府牢固基础的德川家康曾令人讲授此书。江户时代爱读此书的藩主不少，历代天皇均以此作为帝王学教科书进讲。韩国除古代君主外，即使是现代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如前总统金泳三，在其就任总统之前也曾反复研读过《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