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硅谷新能源：依然僵冻的政策市场

　　会是哪里?中美：谁占制高点?

　　在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做采访的那天，我特意在伯克利分校的校园里转了转。5月初，正是美国大学快要放暑假的时候，而在校园北门和有名的Sather Gate(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地标之一)，一小群示威人士一点不得闲，或静立或吹打呼号，示威也示得满惬意。他们是伯克利分校的合同工，经济危机下，饭碗不能自保，故向校方示威抗议。受损必有受惠。我所要去的劳伦斯实验室，正是经济危机的一大受惠方。

　　在奥巴马开出的经济刺激计划方案中，若干款项就拨向进行能源研究的院校和研究机构，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当然在其列，而且其主任——朱棣文不久前更直接被奥巴马召唤到华盛顿出任新一任能源部部长。

　　David Fridley是该实验室能源与环境部中国能源小组的研究员。跟前两天在硅谷见到的企业家、VC不同，David是一个对所谓的新能源概念、技术概念不太感冒的人。一坐下来，他就声称，“我们这个部门并非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去扩大所谓供应量。”他认为，通过对现有能源的高效利用完全可以做到更便宜、更清洁，“有时人们管这个那个都叫清洁能源、绿色能源，我怀疑他们只是出于市场需要，比如想要拿点补贴什么的。你跟硅谷的人谈，他们总在给你鼓吹他们的技术，可是技术并不是第一位的。”David在中国居住和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中国的能源使用和环保监管现状相当了解，知道存在大量技术闲置与浪费现象。“一项先进的技术被引进和运用到一个错误的环境中，它仍然是低效的。”

　　所以他一再跟我强调，现在对于中国能源运用最切实也是最重要的不是发展可替代能源，也不是追逐新潮技术，而是节能减排、提高现有能源使用效率，同时改善环保监管体系、投资于人力资源、软件以及管理。他说，后面几项软投资“是中国特别应该向美国学习的地方”。“千家企业计划，”David突然用中文说出这个特定词，“就是我们项目组跟中国政府合作的一个范例，要求耗能最大的千家中国企业在‘十一五’期间实现节省1亿吨标准煤。”

　　作为一个中国人，美国能源基金会高级副主席、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主任林江当然更加深谙中国环保与新能源事业中的短板所在。在旧金山他那装了各种节能装置与材料的办公室里，林江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采访。他指出，中国对新能源发展仍然缺乏一套长效机制与安排，比如怎么增强国家在这方面的基础研发能力?比如怎么让补贴机制更市场化、更具体而不是现在的财政化且笼统?他说，中国政府部门里新能源与环保人才的欠缺是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的很大一个掣肘。“比如本来加州这边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可以传到中国，我们抽调出人力去做了，但中国方面却找不到人对接与配合。”

　　林认为，美国传统汽车业如今的全盘覆灭是值得中国吸取的一个很好教训。“为什么底特律现在不景气?就是因为整个行业都放弃远见，被既得利益捆绑。1970年代美国第一次定燃油经济性标准，但到了2007年，才第二次修订。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底特律产业势力多年一直通过它们在国会的力量抗拒变化，不管是抗拒经济性用油车标准，还是抗拒全国健康计划，最终走进死路。”

　　“新能源这事必须需要有远见的人站出来，超越传统既得利益，带领大家往前跨一步。”林说，现在奥巴马和朱棣文，正是美国这样的人物。而中国呢?他认为，中国并不缺乏来自高层的新能源意识与战略，但是由上至下传导过程中，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的治理与监管能力不够，导致效率损失严重。

　　“所以，尽管是同时意识到新能源战略之重要，但美国因为它各方面的基础体系强大有效，一旦跑起来会很快。”林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