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纵横谈

　　毛泽东在解放后立刻要求组织史学家从事《资治通鉴》和《廿四史》的标点，首先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四史。《资治通鉴》于1956年最先出版。据说，毛泽东对《资治通鉴》读了17遍，并感慨明朝之败亡，力劝各级官员认真阅读此书。冯玉祥将军只读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私塾，但他很爱读书，尤以史书为最。他以“打仗的精神来读书”，并注意向名师求教，他以超人的毅力通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对《资治通鉴》更是下了一番功夫。冯玉祥将军研究历史，还总是紧宻联系社会现实来思考各种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必须了解和不忘记自己国家的过去，才能认清未来的方向和道路。彭德怀年轻时也读过《资治通鉴》，从而开始对军人于社会担负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

　　改革开放前，一般人恐难买得起《资治通鉴》全集，笔者曾见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册薄薄的《通鉴选》，一直珍藏至今。改革改放初期为普及《资治通鉴》，又见198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王梦樵选注的《通鉴故事一百篇》，现在好了，只要想读，随处可见各种版本的《资治通鉴》全集。

　　生于河南，长于大陆，成名台湾，魂归故土，为两岸三地熟知的人文大师、著名小说家、杂文家、史学家柏杨，对《资治通鉴》情有独钟，尤有偏爱。他在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序》中说：“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才是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就是司马光的这部《资治通鉴》。”虽然《资治通鉴》曾“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很少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 可他又坚持认为，国人不可不读，因“不细读《资治通鉴》，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根本不可能。”同时，对现代人而言，《资治通鉴》所用古汉语“生涩艰深”，阅读不易，加上生活节奏过快，“时间阙如”，“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价值连城的《资治通鉴》，将有尘封的厄运。”柏杨自己坐牢时看《资治通鉴》，就说“看不懂”，所以，出狱之后，“一直想(把它)译成现代语文”，从1983年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一册问世，到1993年72册平装本改成36册精装本发行，柏杨共耗费了10年心血，自励先鞭，翻译巨著终告完成，功德无量，且大受读者欢迎，当选为台湾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大陆近年也已出版了这部译作。

　　国学大师南怀瑾在《历史的经验》一书“前言”中也非常认知《资治通鉴》。他说：“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便是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作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的。所谓‘资治’的涵义……资，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一部历史经验。因此，平常对朋友们谈笑，你最喜欢读《资治通鉴》意欲何为?你想做一个好皇帝,或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臣和名臣吗?”南大师说这是“笑话”，其实，人们读史是要“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参考，甚之，藉以效法它、模仿它。”短短的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一，南大师是最喜欢读《资治通鉴》的;二，《资治通鉴》主要是供昔日的皇帝、今天的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资治”参考的;三，一般平民百姓则也可从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作为参考的。总之，《资治通鉴》人人可读，且今人似乎更喜欢读《资治通鉴》，或因它时间上离我们更近些，它所记情事更加广泛、更贴近人们生活些。

　　元初胡三省著《资治通鉴音注》，被认为是历代注释《资治通鉴》最佳者，传到日本后，在日本广为流传。17世纪后德川幕府很重视历史学习，当时关于《资治通鉴》研究的著作颇丰，如清田徇的《资治通鉴三编批评》、石川香山的《资治通鉴补正》、羽仓简堂的《资治通鉴评》等。同时还注重修史，如日本著名史家林罗山即主持编修了《本朝编年录》(《本朝通鉴》前身)等，其子林春斋(鹅峯)即主持编修了《本朝通鉴》，其意在模仿中国的《资治通鉴》。林罗山说：《资治通鉴》述“古今之治乱，君臣之得失，炳如日星，可谓殷鉴不远。”我国今人李春光并著有“《资治通鉴》传入日本及其影响”一文(载《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3期)，可见《资治通鉴》在日本也是颇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