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低碳谈判与学习台湾模式的悖论

　　最近，哥本哈根会议让“低碳”再次成为关注的热点，尽管这是一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但其核心不会改变，即以国家为单位降低“碳排放”和单位生产总值的碳消耗量。

　　“碳排放”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新战场。因为，支撑“碳政治”背后的核心问题是新技术开发和使用的问题，而这些新技术的专利几乎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现在是让这些花费重金研发的技术来为他们充当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武器了。

　　从人类历史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不仅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而且对这些财富的善用就可以转化为政治和军事优势，直接引发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面对以碳为核心的原有能源即将耗尽，缺乏能源资源的发达国家无疑在寻找另一条路来企图减小日益增加的能源引进高额成本。只是，如果仅仅通过技术优势研发新能源技术以替代传统能源，并以技术转让的方式盘剥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自然不会轻易就范，于是“碳排放”这个的技术指标就这样被发明出来，并且即将被强制在全球执行，以此作为其推广新能源技术的清障车。

　　从所谓冠冕堂皇的道义角度，“低碳”确实是应该全力支持的大势所趋，如果问题仅仅纠结于前面提及的科技转让费用方面，也许“碳排放”标准并不是那么不合理。只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沦为了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凡是能耗高、产值低以及高污染的产业统统扔到发展中国家去，自己则专注于高附加价值、低能耗以及创意性产业的发展，无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碳排放”明显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我不想过多地探讨降低整个国家碳排放的话题，我只想谈谈离我们更近的电子产业或者具体点说半导体产业的“碳排放”与战略发展问题。

　　熟悉电子产业的人习惯于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世界上大概52%左右的消费电子产品产于中国，仅就电子产业来说，我们充当的是全世界的组装工人，疲劳的是我们的广大同胞，消耗的是我们的能源，利润的大部分却属于委托加工的外商。这附加值极低的产业却在圈占大量极为廉价的人力资源的同时，不得不为国家贡献着高昂的“碳排放量”，虽然对比许多产业，电子产业的碳排放尚属小Case，但发达国家要压缩我们的是总量，是单位生产总值碳排放量，我们每个产业都应该与发达国家同类型产业进行横向比较。

　　我们不妨比较比较号称高科技产业的半导体，我们与国外在碳排放上的差距。我们的半导体产业一直希望复刻“台湾模式”以谋求发展，即以半导体制造为先导，进而带动设计能力提升，实现全行业竞争力的提升。经过验证的“台湾模式”固然好，但如果套上碳排放的帽子则明显可以看出些问题。

　　近年来，Fabless是欧美半导体的发展的趋势，许多原有IDM厂商也纷纷加入Fab-Lite计划，以降低自身的成本。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发展半导体制造代工产业似乎是一条很明智的选择，在设计能力明显不足的前提下，以制造为龙头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是中国半导体产业近年来的主旋律。只是，这样的产业格局碳排放的表现又如何呢?

　　从总量上看，据不完全估计，一条5万片300mm晶圆产能的Fab生产线如果正常运转，其消耗的能源大概等同于20-25家产值在10亿美元左右的Fabless公司的运营能源需求(仅以耗电量为基准比较)，而这样一条产线的生产价值满负荷时仅相当于5家fabless的销售收入，获利能力更是仅相当于2-3家而已。无疑，仅从碳排放角度，Fabless显然环保得多。如果我们考虑每个从业者生存的能源消耗大抵相当，那么Fabless的人均产值高达50万美元以上，而Foundry大概只能维持在20万美元以下，传统的IDM维持在30-40万美元左右，这三者的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对比不言而喻。如果把这两个综合起来，折算成单位产值的碳排放，Foundry大概相当于Fabless的5-6倍，如果按单位利润来计算，这个数字是13-15倍!其实这一点不难理解，只要是生产制造就需要能源驱动，而所谓的创意设计产业则只需要简单的人员日常消耗即可，可是从利润率的角度，生产制造又远非创意设计可比。

　　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来说，设计能力方面差距太远，要想发展，不得不走台湾成功的老路。只是在碳排放的大棒威胁下，我们必须尽可能缩短制造到设计的产业优势传递的过程，从而尽可能提升单一产业的产值能耗比，也算是为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做出贡献。

　　半导体制造还属于相对高技术的产业，在这些技术含量很高的产业里碳排放的差距尚且如此，在更为低端的电子加工领域，差距只可能更大。在中国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为代价换取财富的趋势无法逆转的情况下，碳排放成为了发达国家二次剥削的一个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