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之谜与中国镜鉴：小而巧的起跑

　　“你们产品这么多，哪个是自己的创新?”

　　“None。”不料，对方哈哈大笑，一点不难为情。

　　“原来是个代工公司。”访客窃窃私语。不过葛滨提醒，这实是求圆半径的题解之一。

　　也就是说，从研发、生产制造到市场营销，清晰的产业分工和社会协作保证了硅谷速度和诸多成本的节约，即以最快时间、最低成本完成“从技术发明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至关重要的两个飞跃。

　　实际上，这也是Edison课程中硅谷与东部“拉动式创新”的另一区别之处：后者的纵向公司结构决定供应商基本不参与创新，而硅谷横向竞争促成了零件制造商与产品制造商间的紧密合作，并在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创新，从而产生通过新生态系统的建立使新理念价值不断增加的“推动型价值链结构”，最后从产品创新一路冲向如eBay、Yahoo、Google等的商业模型创新。

　　但如果说，上述之另一“小而灵活”是很多“外来者”没有成功拷贝硅谷的原因之一(中国企业文化较倾向“大而全”思路，甚至一个企业内就有自己“小医院、小社区”)，那么灵活而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则是该半径的另一解。

　　“清华、北大与中关村的融合仍非制度化。”今年年初，作为给中关村出谋划策、同时也是介入中关村发展历史最长、最全面的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长城战略咨询的董事长、所长王德禄和顾问赵慕兰在位于Cupertino区的Cypress酒店，向记者作出了如下感慨：就“企业”、“学校”和“政府”三创新环节而言，中国大学对创新的“孵化”是与硅谷的最大差距所在。

　　“除斯坦福教师可参与建立创新企业外，还表现在取自社会的师资招聘制度上。”赵说，斯坦福等硅谷高校都有专门“咨询教授”一职，且数量不少，这些人往往都是社会某个领域的强者，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学生。”

　　“不少人离开几十年后还能回去完成当年没完成的博士论文，完了还能拿学位，”王随后指向斯坦福的学籍管理：“而中国想创业的学生，则必须面对鱼和熊掌的问题。”

　　斯坦福当之无愧是硅谷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截至目前其全球毕业生约1.5万人，培养的人才领导的企业所创造的总产值却占到了硅谷经济一半以上。“不过，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号称自己是硅谷大学，斯坦福却不敢，你知道为什么吗?”葛滨问。

　　“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圣何塞州立大学为硅谷输出了大量的中、低层技能型人才，而这种持续不断的输血也包括硅谷的各社区学校。”换言之，硅谷同样受益于非常重要的人才结构和层次，但求解至此，仍有一些解答因关乎硅谷深层的文化基因而显得复杂、难以轻易转化。

　　比方说，硅谷工程师经常离开公司去实践不被公司接受的想法、永不怕失败、专业团体胜过公司间壁垒等;又如，这里风险投资家更青睐奇思妙想而不是具体计划，因为此地最赚钱的往往是这类早期投资，但这背后又与美国政府对风险投资的立法、规范和对风险资本的权益保障乃至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及价值观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