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业脱胎换骨的改革 为信息强国注入活力
一、从“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到经济发展的起点
改革开放前，即使是很落后的手摇电话，也多是党政军机关使用，工矿企业也装得少，普通老百姓家是不会用上电话的。那个时候，通信被看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不是将其作为组织生产和进行社会活动的必要条件。
而那个时候，在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宏伟蓝图的邓小平同志就已十分关注通信的发展。1978年12月2日，日本友人池田一郎给邓小平的信中，讲到通信设备现代化应当放到首位。他即批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同志阅，并批示：“有些参考价值”。1979年1月6日，他同余秋里、王震、谷牧、康世恩四位副总理谈经济工作时指出，投资的重点，要用在电、煤、石油、交通、电信、建材上来。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研究规划时说：“日本土光敏夫来中国访问，我征求他对搞长远规划的意见，他希望把交通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尤其是邮电通信，这确实对整个经济发展关系极大。”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发展经济从何入手？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多次对通信在发展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打破了长期以来存在的通信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观点，充满着他老人家鲜明的改革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为中国特色的信息强国之路指明了方向。
二、国家实行扶持通信发展的政策就是改革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滚滚浪潮颠覆了对通信的错误认识，党和国家将通信列为国民经济的重点明确要优先发展。1979年国务院批转邮电部关于邮电管理体制问题请示报告的国发1979165号文件指出：“邮电通信是党和国家的神经系统，是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邮电通信是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短线，特别是市内电话更为薄弱，极不适应各方面的需要。为加速发展邮电通信事业，尽快改变我国邮电通信的落后状况，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从此国家给予市内电话发展的初装费政策。据有关统计，“七五”期间，我国市内电话年均增长20％，在全部投资中，初装费大约占1／3左右，可以说初装费政策是电话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1984年10月12日和12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书记处分别就邮电工作作了“六条指示”，指出“邮电通信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当今信息社会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十分重视邮电通信的建设，优先发展，以促进整个四化建设。1988年6月1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宝同志在全国电信工作会议上提出电信建设发展要“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正是在党和国家关于通信发展政策的扶持下，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通信业加快了发展。如果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国通信业发展最快，落后面貌得以迅速改变，为通信业实现历史性跨越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党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就是铺就信息强国之路的不朽基石，而这基石则闪耀着改革的灿烂光辉。
三、脱胎换骨的变革真正解放和发展了通信生产力
体现改革精神的扶持政策只是外在动力，是不能一直仅靠着政策过日子。在改变落后面貌的艰苦努力中，邮电部门不断地推出改革的措施，实行经济核算制、承包经营责任制，激发内部经营活力。但是行政性垄断总是与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需求期望格格不入。1994年中国联通成立，这是引入电信市场竞争的第一步，是对长期以来封闭观念的猛烈冲击。1994年5月全国邮电管理局长会议分析面临的形势说，“通信领域出现竞争局面”，“国务院（1993）178号文同意组建联通公司。竞争已成为一种客观现实，要把竞争作为一种动力，以此推进通信发展和服务工作。”1995年1月，全国邮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邮电部吴基传部长提出，“面临新的形势，各级邮电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通信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但真正引入竞争、打破垄断是1998年推进邮电分营之后，以信息产业部成立为标志，实行政企分开，加强电信行业监管，并于1999年进行电信业重组，才逐步形成几大运营商独立经营、相互竞争的格局。这期间，包括2002年原中国电信南北拆分、“大小网通”融合，电信业的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直至2008年5月为改变电信竞争架构严重失衡，合理配置电信网络资源，形成相对均衡的电信竞争格局而深化的电信体制改革。历时十余年的改革，涉及利益调整，关乎命运前程，取决观念变革，触及多少人灵魂，引发多少人深思，今天用暴风骤雨来形容也并不为过。
正因为如此，电信运营业才在思维的变革、机制的创新、组织架构的再造、价值取向的重建等方面，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浅层到深化，从探索思考到实践感悟，从习惯垄断经营的思维定式到遵循市场规律的竞争意识的深刻变化。与此同时，监管体制也在运行中探索，在实践中提高。可以说是一场脱胎换骨、天翻地覆的革命，解放和发展了通信生产力。
四、运用市场机制的力量是通信业改革深化的突破
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大环境中，中国电信业的改革也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向运用市场机制的方向转变。1997年10月，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受到东南亚经济危机的袭击，港股连续大跌。就在这严峻的时刻，中国电信（移动）红筹股在境外上市，不仅为稳定香港经济作出贡献，而且还开创了大型国有企业海外上市的先河，迈出中国电信业改革运用资本市场力量的第一步。随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也先后成功上市。2006年12月，中国电信在实现主辅、主付分离，主业在境外上市的基础上，以未上市部分的的核心业务和优质资产，重组成立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这是几家运营商在海外上市之后的又一成功资本运作，解决了原中国电信作为改革的母体，几经改革留下的人员多、包袱重的问题，盘活了资产；同时，以股权换市场，与中移动、中联通建立资本扭带关系，实现股权多元化，受到国务院国资委的高度评价，说是“对大型国有企业辅业改制上市，盘活资产进行了有益探索，提供了成功的案例”
运用资本市场力量的改革，不仅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提高各公司管理水平和竞争力，而且炼就了运营商们从没有过的资本运作能力，同时还将造就投资者与消费者一体化的市场监管触角。可以预见，中国电信业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将会回归内地，一方面促使上市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了解市场，按市场规律运作，提高赢利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民众投资理念的成熟与创新，越来越多的民众将成为通信信息业的投资者，同时他们又是通信信息业有型产品和服务的使用者。他们在关心产品、服务质量和价格的同时，也会关心投资回报。两者在公司理性竞争与用户理性消费中得到平衡。这种用户投资心理和消费心理，通过资本市场会促进上市公司的良性循环。中国老百姓在得到对通信信息消费实惠的同时，又能在对通信信息产业投资的行为中，分享到通信信息产业发展的成果。这也许将成为发展潜力巨大的通信业通过资本市场带给广大公众的利好预期。
五、通信业改革任重而道远
当然，三十年来，中国通信业的改革远不止这些。但是，中国通信业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半年来，新一轮电信重组只不过迈出了“非常成功”的第一步，还远未达到《通告》中所阐明的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通告》提出三大项配套政策措施中，就包含着许多改革的思路与要求。如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加强行业管理，采取非对称管制措施，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监管体制等，还有如何使政府的市场监管与国有资产监管形成既有利于市场规范运作，又能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协调、互动机制；特别是酝酿多年的《电信法》还未出台，而通信信息业又面临加快信息化融合、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如何使通信信息产业发展在信息化融合时代，有一个完善、有效的法律环境，加快推进三网融合、避免重复建设，落实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
对于运营商而言，也有一个在重组后的文化融合中，旨在价值取向吐故纳新和竞争意识以强补弱的观念更新和改革深化课题。
所有这些，不仅要有改革创新的思路，更应有切实推进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为信息强国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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