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科研诚信事件不断“出圈”，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而这些事件的处理结果更是被各方热议。

在我国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科研活动特点已发生较大变化的今天，科研诚信事件应当如何处理？2021年两会期间，《中国科学报》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学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进行了专访。

《中国科学报》：科研诚信问题历来受到科教界代表、委员关注，在历年两会上都是热议的焦点。你如何看待科研诚信？

蔡荣根：应该说，科研诚信是科学精神的精髓，事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取向，是非常重大的议题。

在我参加的全国政协会议小组讨论会上，委员们也经常议论这个话题。

当然，我们作为专业工作者，在讨论科研诚信问题时，需要把它和“学术争论”严格区分开。

对科研不端“零容忍”，但对正常的学术争论则应当鼓励。

《中国科学报》：要怎么做才能称得上“零容忍”？

蔡荣根：按我的理解，“零容忍”应该是一个态度、一个原则。

从操作上讲，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专业工作者扎实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判断。

实际上，我们已经有规定，科研诚信问题分为多个层次，从不当署名、夸大成果到造假剽窃。

这些问题的轻重不同，处罚力度也应有别。

《中国科学报》：如何评价当前对科研诚信问题的处理？

蔡荣根：这些年来，我们的确针对科研诚信问题出台了很多政策和规章制度，各个单位也都通过类似于科研道德委员会的组织处理这类问题，但却没有明确的条条框框量化处罚细节。

这就导致了潜规则做法很多，处罚弹性空间大，很少起到警示作用。

很多时候明明出了问题，处理时却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我认为，当前对科研诚信问题还应该加大处罚力度。

应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对违反科研诚信的行为小问题小处理、大问题大处理。

事后的严格处理远比事前的警示教育效果要好。

钟章队：目前，我国在处理科学问题时会受到很多其他社会因素的干扰。

科学的自主性很强，大家应当就事论事，不应将所谓权威、私利掺杂其中，应当让问题尽量在规范的科学共同体内讨论解决。

杨学明：从科学史上看，各国都有学术不端问题出现，我们现在大的科研氛围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处理科研诚信问题的方式不够成熟有效。

正常机制下，科研诚信问题处理应该由科学界内部和科技管理机构负责，但现在这些纠错机制不够有效，经常有政府部门、公众舆论介入，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对科学发展也不利。

《中国科学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有哪些具体表现？

蔡荣根：例如，科研诚信事件出现之后，一般是由当事人所在单位学术组织先做鉴定。

令人失望的是，这些单位都是优先保护当事人，批评教育一下了事，给公众造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坏印象。

这样的做法是极其短视的。

《中国科学报》：对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蔡荣根：这需要科研工作者、所在单位，乃至整个科学共同体都负起责任来，建立一种良性发展的生态。

这里也应该强调，科研机构要对此负起责任来，而不是总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思想处理科研不端。

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就对心脏干细胞学术造假的当事人进行了顶格处罚。

科学最为看重的是论证过程，一个案例胜过一摞文件。

当前，我国科研诚信教育急需可用的警示学习案例，对于广大科研工作者来说，有关方面只有对学术不端事件快速响应，进行公开、透明、详细的调查，拿出科学、公正、令人信服的调查处理报告，让标准和规则公开，才能减少大家触犯这些诚信准则的可能性。

杨学明：科研管理机构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要有一套严格的执行标准，要有拿得出手的措施、让大家心服口服的处理方式，不能讲人情或者掺杂其他因素，这样才能遏制学术不端。

此外，科研氛围和学风建设十分重要，学科领域内的主要科学家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他们都很注重科研诚信，学术界的风气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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