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曝光股权结构意图进入美国市场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试图获悉这一信息，而华为公司则无法确保美国政府获悉后，不会公开这一信息。

　　《金融时报》记者调查的失策在于，他们或许根本没有向华为提出“翻阅华为公司工会章程”的要求。

　　华为公司的股权、治理的根本，并非《华为基本法》，而是华为工会章程。根据中国法律，华为工会章程是无需对工商部门备案的，而华为工会章程中，对华为根本权力的明确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是连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一层都倍感神秘的所在。事实上，在2001年之后，华为除了最为核心的高级管理层(至少是董事会成员甚至以上)，几乎没有其他人见过华为工会章程。

　　而华为的全员股权和期权激励，正式通过华为工会持股实现的。

　　管理层精英握有话语权之辩

　　《金融时报》的报道援引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观点，“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很多分析师都认为，掌控华为的实际上并不是其普通股东，而是管理层中的一部分精英分子。’”。

　　这很有趣，《金融时报》指出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说的，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的，这是很多分析师认为的。

　　那么，这句话，到底是谁的观点呢?

　　但无论是谁的，这一论点其实都是无法立足的。

　　举例而言，即便上市公司，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也有很多是采取了同股不同权的做法，即所谓的A类股和B类股，分红权相同、投票权不同。比如百度，又比如Facebook。

　　即便在电信行业，这种二元制股权也是同样存在的。比如爱立信的全称，是“Telefon AB LM Ericsson”，其中AB就是二元制股权，A类股票不在公开股市流通，但其握有控制和影响董事会的权力，而B股仅涉及公司现金和红利的表决权。

　　华为公司虽然在股权方面仍不透明，但也应该已经是采取了类似的游戏规则，以便在根本上确立任正非的“一票否决权”拥有法理上的效率，而不只是单纯的董事会约定或者决议。这也就解释了管理层精英握有更大话语权，并非异常。

　　相反，采用双重标准来质疑华为，才是可能有问题的。但在《金融时报》这篇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

　　另外，有关华为虚拟股的问题，尤其是深圳市体改办的批文方面的调查，《金融时报》更是毫无涉及，他们的记者或许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过，更不知道整个中国早在2003年就撤销了“体制改革办公室”这一行政序列，而随之产生的所有文件，在法律效力上如何归属，才是真正值得探讨的。

　　华为每当有重要的信息试图传达给外界，总是选择国际媒体，而对国内媒体过于不信任，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从某种程度上看，每一次试图削减进入美国的难度，却在结果上强化了美国政客的担心，这也算是华为自己选择信息途径，所导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