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7个博物馆、2.43亿人次参观，科普效果到底咋样？

根据2020年12月科技部发布的2019年度全国科普统计调查结果，2019年我国共有科学技术类博物馆1477个，参观人次达到2.43亿次。

科普场馆蓬勃建设，科普展览和活动大量举办，而这些活动到底取得了怎样的科普效果？我们能用什么方法对此进行更精准的评判？

处于探索阶段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上海市文旅局发布了2021年上海市博物馆社会影响力指数，在其中的综合影响力排行榜上，上海科技馆（含上海自然博物馆）位列第二。

在上海所有博物馆中，它是唯一 一家在各大点评平台上评价数量破10万的博物馆，这为它的高排名拉了****。

上海科技馆很早就开始重视观众的参与度、互动性和体验感，它也成为国内较早开展效果评估研究的科普场馆。

2016年，上海科技馆举办了一场名为“猴年生肖特展——猿猴传奇”的展览。展览现场，研究人员随机抽取了20位观众，请他们在观展前后分别以“猿猴”为核心词，给出自己的图示。

一位8岁的男孩在观展前的图示中表达了“香蕉”“桃子”“动物园”“猴年”等来自生活常识的概念，而在观展后，他写下了“四指抓物”“无尾”等词，表述了猿猴的外形和行为特征。

一位21岁的女大学生在观展前的图示中就已经能写出猿猴的行为特点、生活习性与艺术形象，在观展后的图示中，她在之前的词语“人”上延展，写下了“裙带关系”的概念，并指出人类文化研究与动物研究的交叉处。

一位14岁的男中学生似乎此前对猿猴的了解不多，在观展前的图示中，他仅写下了“孙悟空”等与文艺作品相关的概念，观展后，他依然没有增加太多的概念，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补充了“保护动物”这一词语。

这是上海科技馆对科普活动效果进行评估的一次尝试，所用的方法叫做“个人意涵图”（Personal Meaning Mapping，简称PMM），其概念起源于国外。

用这种方法，除了画图、访谈等定性评估外，研究人员还可以通过一定的算法得出定量数据结果。

近几年，个人意涵图的评估方法在欧美地区的科学类博物馆评估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而在国内，对其的研究和应用还比较少。

目前，在中国知网搜索“个人意涵图”及其英文主题词，仍只能得到3篇与博物馆相关的研究论文，其中只有一篇与科学类博物馆相关。

“个人意涵图”相关研究与实践的缺少，是科普场馆效果评估整体不足的一个缩影。

在2020年4月编著出版的《场馆科普效果评估概论》一书中，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郑念介绍了国内外科普场馆效果评估的现状。

他指出，近年来国外对科技馆（科学中心）的评估研究和实践是十分重视和活跃的，但各国的评估更多地仍建立在参观人数上，除此之外，也有对某些展览或展项的评估，对整个科技博物馆的评估也有尝试。

总体来说，科普场馆效果评估起步较晚，还在探索阶段。

而在国内，随着对公益性项目的效果评估日益重视，效果评估的研究与实践得到发展。

一些大型的科普场馆和科技节事活动，也要求项目实施方提供评估报告。

因此，科普场馆效果评估逐渐发展起来，除了参观人数外，研究人员也在评估指标体系等方面开展了一些探索。

但在中国科技馆研究员朱幼文看来，相比于需求，目前对科普场馆效果评估的研究与实践仍是比较少的。

评估的必要性

在《场馆科普效果评估概论》一书中，郑念阐述了开展效果评估的必要性。

首先，评估是检查科普场馆是否履行职责的有效手段。

科普场馆是利用财政资金建设起来的，理应承担科普和科学教育的职责。

这些场馆是否履行了职责、是否得到了纳税人的认可、公众的满意度如何，都需要通过科学的评估才能得到正确的信息。

同时，评估是确保科普场馆功能实现的有效机制。科普场馆功能发挥得如何、能否满足公众需求、能否与学校正规教育相结合等，都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才能有针对性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从而使之不断改善、促进教育效果的提高。

在多年实践中，虽然一些科普场馆并没有刻意提出效果评估的概念，但对反馈信息的收集早已自发地贯穿于科普活动设计之中。

每年4月，国家动物博物馆都会以“爱鸟月”为主题举办一系列与鸟有关的野外活动。

今年，该馆策划了“观鸟Plus”活动，让参与的青少年在观鸟的同时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历史的博物学知识。

活动结束前，科普人员特意举办了一个结业仪式，让参与者进行分组答辩，讲述四次课程下来自己有什么收获和感想，并邀请专业的评审专家对此进行评审。

同时，科普人员收集了参与者撰写的活动心得，以及家长在微信群中的反馈信息。

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普活动产生的效果。

一些科普场馆在尝试各种评估方法。

比如，2005年，上海科技馆的研究人员就在该馆展区内做过一项研究。

在一个配有介绍视频的DNA双螺旋模型旁，他们观察不同人群在展品前的行为，如触摸、拍照、向同伴提问等，并对观察对象进行访谈。

他们发现，在展品前拍照的人很多，但停留10分钟以上的人很少。

于是，他们刻意在展品前加了一把椅子，效果立刻不一样了，会有参观者坐在椅子上看视频，停留时间变长了。

这为以后的场馆设计提供了借鉴。

从科普实践的角度来讲，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认为，与活动参与者直接沟通来获得反馈信息，常常更快、更有效。

而从研究的角度，上海科技馆展览研发中心副研究员郑巍则认为，相比于更偏于主观的定性调查和评估，我们对科普效果的量化研究更需加强。

难点与建议

当前，对科普场馆效果的量化评估还存在一些难点。

郑巍介绍说，比如对客流量的评估是比较简单的，但如果加入不同年龄段、职业领域等变量，就会给统计增加难度。

同时，当前对科普场馆效果评估的专业度还不够，即使请第三方评估公司来做，也存在标准不统一、主观性强等问题。

评估过程的精确度和真实性也常常不能得到保证，比如在对观众满意度的调查上，有些观众就随意作答，甚至员工自己就把问卷做了，这样得到的数据并没有借鉴意义。

“评估在具体操作上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在观众正专心看展或者游玩的时候，你拿着调查问卷去问东问西，很容易招致观众的反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的。”郑巍说。

对科普效果评估的困难还在于科普活动的目的本身就是复杂的。

“我们做科普从来不只是传输科学知识，而是首先讲科学理念和方法，引导孩子自己主动找到方法、解决问题。我的目标也从来不是通过科普活动培养科学家，而是进行博物学的启蒙教育，培养孩子的性情，博学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我们的目标是达到博采众长、博雅，最终培养博爱的胸怀。这样的效果怎样来做评估呢？”张劲硕说，“而且，科普活动不像学校教育是持续性的，参与的孩子数量和时间是有限的，一次活动对孩子的长远影响不好判断。”

“科学知识的掌握好评判，但科学思想、方法和精神方面的影响效果，是比较难评估的。”

朱幼文也表示，所以，在从观众视角进行评估外，还需要从专家视角用专业眼光进行评估。

科普场馆的效果评估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郑巍认为，要注重多学科的共同介入和交叉，如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角度都有涉及。

同时，他建议注重利用第三方的优质资源，比如国际先进的咨询公司、有较高评估能力的高校等。

“它们有很多成熟的工具，适合科普场馆的可以借用，做一些实验，也可以与它们合作进行一些研究。”

对于科普效果评估的研究，张劲硕还建议，研究者应更多地深入科普实践、加大研究的样本量，同时注意区分不同的研究对象。

“科普场馆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是有财政拨款的还是需要自负盈亏的，是公立机构还是民间机构、企业、私人的，其科普的目的、水平、效果都有很大差别。”

但实际上，张劲硕坦言，自己做科普这么多年，“从没有相关的研究者来找我们做研究，也没有真正参与到我们的科普活动中去深入观察”。

未来的发展趋势

谈及科普效果评估未来的发展趋势，郑巍认为，前端评估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所谓前端评估，就是把评估工作前置化。

郑念在《场馆科普效果评估概论》中分别阐述了科普项目效果的前端评估（前期）、形成性评估（初—中期）和总结性评估（末期）的目的和方法。

书中介绍，前端评估通常通过访谈等方法，在进行内容设计前就从潜在的观众中了解项目目标是否可行，观众就有关主题已经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想知道什么，之前有哪些经历和体验，是否对项目有兴趣以及有哪些兴趣，等等。

书中列举了一些科普场馆进行前端评估的案例。比如1998年，美国福特·沃特科学与历史博物馆在设计“史前得克萨斯”展览时，有一个设计的展项是层状岩体墙。

为了了解观众如何观看这个展项以及观众是否能理解这个展项所表达的内容，前端评估组制作了一个模拟的层状岩体墙，让被访谈者来描述这个岩体以收集信息。

2008年，美国旧金山探索宫在设计有关纳米主题的展览时，由于意识到纳米级别的微观世界难以通过视觉表达，因此前端评估组邀请观众说出他们能够想象的最小物体，并通过一定方式将其画出来，从而得到丰富的信息，对展览设计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同时，郑巍认为，大数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他对北京的索尼探梦科技馆印象深刻。

“进入展馆时，会给每个人发一个牌子，录入年龄、性别等信息，进馆后，开启每个场景都要刷一下这个牌子，你在某个展品前停留多少时间、然后移步到哪个展品前，都能被收录。这样不同群体的喜好度就被了解了，大家不喜欢的展品可能就被直接拿掉了。”

郑巍介绍说，“这样大数据的积累也对科普效果评估有很大帮助。”

《中国科学报》 (2021-05-20 第5版 文化周刊 原标题为《评估遇难题：科普效果像个“盲盒”？》)

编辑 | 赵路排版 | 郭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