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二)

和谐管理

宋朝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为提示人们对中庸的正确认识，在《中庸》的开篇就加了程颐的一句话：“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偏于一方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庸”。“中”的意思是天下的正道，“庸”的意思是天下的定理。朱熹自己也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今人有说，“中庸”之“中”是指合理，“庸”指实用。中庸，中之为用；中庸者，中道也。中庸道德标准，指做人处事要守正不偏，无过不及。

子思作《中庸》主要引用的还是孔子对“中庸”的言论，因此朱熹继承程颐的说法，认为《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教导一种孔儒的思想方法，用中庸之道来认识观察事物，解决问题。子思《中庸》中阐述的重点在“诚”与“中”的大用，前者为“诚意”，后者为“正心”，二者共为修身之前提。身修则德备，德备则大用，用以治国平天下。根据山西古籍出版社梁海明译注的《中庸》，对33章的《中庸》所加的篇题章目进行统计，其中属于修身的4章，正心6章，齐家4章，治国2章，诚意4章。换言之，属于“修齐治平”之道的篇章占了6成之多。可见，《中庸》与《大学》一脉相承，也是教授“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用于管理，自然顺理成章，尤其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管理，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管理实践中，中可理解为可行、适度和恰到好处。管理讲究凡事“适度”，超过“度”就是“过”，达不到“度”就是“不及”。目标要可行、适度、恰到好处，不可过高；用人要有度，不可人浮于事；用财要有度，避免浪费；待人要有度，不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赏罚要有度，不可不赏，不可滥罚，等等。这些“度”，就是“中”，就是按中庸思想办事。

子思为便于学者理解，在《中庸》中先说“中和”以为转向“中庸”的过渡，他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1章，以后仅列章次)“中”是天下人们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人们共行的普遍原则，达到了“中和”的境地，天地便各在其位而运行不息，万物便各得其所而生长发育。应天顺人，风调雨顺，万物生长，国泰民安。

“中和”原意是中正和平，“致中和”就是达到中正和谐的境界。“和为贵”，“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根本点即在于社会协调稳定，和谐融洽。和谐是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一贯的追求，更是今天我人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第2章)君子之所以能够坚持中庸，是因为君子的言行时时处处符合中庸之道。“时中”，时时得中；“时中”，要求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时中”，跟随变化，也就是与时俱进。从具体实际出发，因时制宜，反对因循守旧，摒除思想僵化，中庸之“中”绝不是一成不变。中庸是在变化中求得中和，管理者得中庸真谛，志在达于和谐，争取必赢！

正确决策  “凡事豫测立，不豫则废。(第20章)，豫同预，凡事有预谋就会成功，没有预先策划就会失败。中庸，就是以中为用，不走极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第6章)决策目标的标准，常有两个极端，一是最劣目标，一是最优目标。长期以来，人们总把“最优目标”(“过”)作为决策目标的标准，这是不现实的。在实践中可行的决策目标是“合理目标”。这才合乎“中”，合乎“度”，实践中可行，完成的可能性最大，获得效益最佳。

人性管理   在现实管理中往往也有两个极端：失之过严或放之过宽。严，强调法制，管理者按自己的意志建立一套法制，核心在威慑。这容易激化矛盾，造成隔阂对立，于事何益？

宽者常依德治，重视教化，靠思想解决问题，以求统一人们的思想，从而统一人们的行为，自觉纳入管理者所期望的轨道。这种做法是儒家的追求，管理的善道。但用之过度，其弊自生，不仅效果缓慢，而且也会使一些不自觉者钻空子，出乱子，造成自由散慢，甚之胡作非为。

因此，在管理实践中应采取人性管理，实行中道。德治法治兼而有之，结合使用，宽严相济，恩威并重。正如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所言：“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恩威并用，宽严得宜，才能相辅相成，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善于用人   事在人为，成事在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第20章)管理之道在于得到人才，得人的方法在于自身修养，修身必须遵循天下的大道，遵道取决于仁爱之心。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