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要坐十年冷，中国大陆的芯片往事
张汝京，毕业于台湾大学，曾在德州仪器工作了20年。他成功地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及中国台湾地区创建并管理了10个工厂的技术开发及IC运作，曾担任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总裁。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eepw.com.cn/article/201807/382707.htm他一度曾被成为“中国芯片教父”。
可以说，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里，无人不识张汝京。
曾经创办茂矽电子的台湾人陈正宇当时正在寻找机会进军大陆，便与华晶谈判，拿下了委托管理的合同。为了改造华晶，陈正宇求助于老朋友张汝京。张汝京当时刚从德州仪器退休，他来到无锡后，仅用了半年时间(1998年2月-8月)就完成任务，改造后的华晶于1999年5月达到盈亏平衡。
只是，中国与国外的差距愈加明显，比如，当无锡华晶还卡在0.8微米无法量产时，海外主流制程已经达到了0.18微米。
直到2000年之后，中国芯片行业才进入了海归创业和民企崛起的时代。
在这一年，带着对大陆芯片产业的希望，张汝京开始了中芯国际的筹划，伴随张汝京的，还有300多位台湾工程师，以及50多岁的张汝京的全家老小。
只是后来的后来，谁也没有预料。
当然，这跟整个芯片行业的特点有关，也跟中国芯片产业的独特特点有关。
中国的芯片产业
投入成本高、门槛高、周期长、回报率低。这是芯片行业的特点。
“板凳要坐十年冷”是芯片业内行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从人才角度来说，半导体行业有一个独特的特点：人才的培养周期长，大多数顶尖人才都必须要读到博士，这需要很长周期，与此同时，博士毕业还要工作几年，比如，电路的设计需要至少10年以上的实际工程经验，而且还要求灵感，所以，这个行业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
其次，制造芯片工序繁杂，投资巨大。
比如，一台光刻机就需要1亿美金、 一层mask需要1万美金，通常一个芯片得个30层以上，投资十年，试想，有哪个投资机构能够承受。
这还不包括数以万计的技术人才投入。
最后，更关键的是，投入不要紧，还要投入十年，而且风险还很高，这个谁能够承受?
结果，中国的资本参与者寥寥无几——2018年一季度投资报告中，在互联网金融和消费上，投资机构将近投了1000亿，而在半导体上却只有1.35亿，约相差1000倍。
中国VC为什么不投芯片?
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不赚钱。
“中国VC不是不投芯片，之前我们投了好几个都血本无归。”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回应外界质疑。
中国的VC有退出期，他们没有时间等待，而且他们最紧迫的事情是赚钱，积累更雄厚的实力。无论从时间还是从风险角度考量，芯片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行业。
资本是逐利的，这是个现实问题，尤其是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现在市场上很多的东西都比芯片更容易产生回报和利润。从房地产到大热的互联网产业、AI、医疗、甚至到区块链。资本在不同的风口中抽身转换自如。
而对于企业来讲，没有几家企业能一下掏出几十亿元，把身家性命搭在上面，或许研发人员也许有雄心，但股东不一定有这个壮志。
因为企业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况且市场又不是没有别的赚钱机会。
如果依靠资本和企业家无望，那么，国家资本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半导体属于国家的事情，也不能让企业承担过多的国家责任。
只是，事实远比理想更残酷。
国家为了扶持半导体行业发展，曾拨款2000亿进行助力，投资方向为紫光等企业，然而事实证明收效甚微，因为投资方向都是后期项目。
但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是投后期，那么国家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扶持行业发展吗，还是为了退出收益?
失败与成功之间，输不起成为中国投资机构及企业的魔咒。
关于政府投资半导体行业的期限，资料显示，政府投资的期限为“5+2”，甚至不如市场化的投资机构“7+2”的构成，更不如说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半导体行业。
要知道，内存芯片领域世界龙头的三星都连续亏损了十年。
凭啥中国就能5+2就能实现呢?
这也是2000年之后，这一批芯片公司尽管诞生了，但是始终没有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其中包括张汝京——因90年代的长期投入看不到回报，所以国家的支持力度少了很多，在2000-2015年的某段时间，国家在半导体的投入减弱了很多，如果有支持，那就是政策，比如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发展的18号文、诸多863、973、核高基专项，01专项和02专项等。
张汝京及中芯国际的遭遇就能说明一切。
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仅过了一年零一个月，到2001年9月25日，就开始投片试产。到了2003年，中芯国际已经冲到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厂的位置。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中芯国际即将在香港上市的关键时刻，台积电出手了。
大陆半导体行业最惨烈的一战开始了。
这并不是张汝京与台积电的第一次交锋。
90年代，张汝京创立的世大半导体曾在2000年被台积电突然收购，对于竞争对手，台积电毫不含糊的用50亿美金的代价解决了。
这一次交锋，貌似比上一次还要惨烈。
2003年，台积电突然袭击中芯国际，要求赔偿10亿美金，而2003年中芯的收入仅有3.6亿美金。
在早就搜集好证据的台积电面前，中心国际选择与台积电和解，变相承认了“不当使用台积电商业机密”，并赔偿1.75亿美金。
这并不是结局。
2006年，台积电再次出手，指责中芯国际最新的0.13微米工艺使用台积电技术，违反《和解协议》。
对此，中芯坚决否认自己侵权，并准备了大量证明自己无辜的证据，并且，张汝京选择在北京高院反诉台积电。
只是，另他没有想到的是，2009年6月，北京高院驳回了中芯的全部诉讼请求，官司根本没有进入到审理环节。3个月后，加州法院开庭，台积电再次胜诉，中芯国际被迫付出更大的代价：在1.75亿美金的基础上，再赔2亿美金，外加10%的股份。
在接到律师通知的那一刻，张汝京在电话前放声痛哭，第三天，他便引咎辞职，离开了为之奋斗了9年的中芯国际。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从资本还是法律，包括人才等多个方面，中国的芯片产业之弱都令人触目惊心。
比如，芯片离不开的一个源头就是研究型高校。但此前的“汉芯”事件让我们对国内的科研环境寒心了。
如今的高校研究是什么情况?
与中芯国际的遭遇好不到哪里去。
GPLP君某博士同学回复，他在研究生及博士的几年里，做实验到最后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学校设备早被淘汰，甚至他们有些实验还要借用他人的设备。
“中国的科研中国大部分停留在学术水平，对实际应用不大。国内跟班式盛行，课题时髦、论文数量多的人就名利双收，而真正做科研，研究真问题的人却被打入冷宫。”这就是中国的科研现状。
缺乏人才，与此同时，面临国外专利制约，中国的芯片产业每走一步，如履薄冰。
比如，西方国家先后用“巴统”和“瓦森纳协议”来限制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同意批准出口的技术通常比最先进的晚两代，加上中间拖延和落地消化，基本上中国拿到手的技术就差不多落后三代左右。这种限制在上述重大工程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实中国的研发水平不差，但是每走一步就会踩上别人的专利，最严峻的是美国简直到了每一步都会颁发专利的地步，国内只要一商业化生产，就会惹上官司。比如在IC设计环节，只要中国一有突破，那么就涉及专利纠纷。”
因此，专利是国内芯片业发展的一堵墙——在现有成熟的芯片体系下，绕开别人的专利从新探路，无疑是条荆棘之路。
黑暗中寻找光明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顾城。
由Intel创始人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在业内已经掀起了失效的论断。
这让中国的芯片行业开始出现转机。
当然，由三星的崛起我们也看到了希望。
韩国的芯片产业起源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
最早，他们是从技术引进然后转型到自主研发。
比如，在1982年，1983年这两年，三星电子实现了2.5um，5英寸和64K大规模集成电路三大技术突破，随后，三星开始了一系列技术收购，特别是64KDRAM领域，三星还专门组建了两个小组专门从事64K DRAM技术吸收和量产突破。
最终，研究十年，在1992年，三次成功完成64M DRAM的研制。
随后，三星凭借64M DRAM的技术优势，当年拿下存储市场的全球第一，成为行业内的技术领导者。
2005年，三星开始展开晶圆代工业务，不断研发最尖端技术，到2015年，三星晶圆代工业务总营收26.7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四。
最终，这帮助韩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系统芯片大国。
由韩国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伴随着技术的突破，以及摩尔定律的失效，中国的芯片行业能否弯道超车，这值得思考。
中国能否攻“芯”，值得期待。
评论